痴迷善心汇骨干落网后虾米们依然执迷不悟，洗脑套路到底有多

反直销联盟8月26日讯：传销组织善心汇虽被公安机关依法处理，但是其发展的几十万人中，依然不乏被洗脑者，坚定相信善心汇的蛊惑。所谓洗脑，是被人用一种经过设计的方式灌输了一种观念，并使这种观念根深蒂固，无论它是否是一种听来荒谬绝伦的说法。

随着最近几年传销活动的泛滥，人们看到被洗脑的现象越来越多了。很多陷入传销组织的人有一个共同的特点，那就是无论你如何解释传销是违法的，他们就是油盐不进，只相信传销组织的宣传。我接触过传销的受害者，他们自己醒悟过来以后，也觉得被洗脑很可笑。而且，这与智商似乎没有直接的关系。在最近几年的传销发展中，令人痛心的是年轻大学生的比例越来越高，这些被外人看成天之骄子的学生一旦被洗脑，对其他人有更大的感染性。

我们痛恨传销，认为那些被洗脑的人愚昧，但是有一个现象却值得我们深思：绝大多数陷入传销的受害者，他们本身都是正常善良的，在他们的心底深处并没有欺诈的基因。为什么他们这么容易被洗脑，成为逆社会而动的人呢？这是一个心理问题，但更是一个社会问题。随着社交互联网的普及，自媒体越来越发达，这个问题可能会越来越突出。解剖这种现象，对于打击传销，完善社会管理十分有意义。

从心理学的角度讲，人被洗脑是一种认知不协调的自我调适过程。美国社会心理学家利昂·费斯汀格的认知不协调理论在这方面很有参考价值。他在1957年发表的认知失调论一书中所提出，当个体面对新情境，必需表示自身的态度时，个体在心理上将出现新认知（新的理解）与旧认知（旧的信念）相互冲突的状况，

为了消除这种因为不一致而带来的紧张不适感，个体在心理上倾向于采用两种方式进行自我调适，其一为对于新认知予以否认；另一为寻求更多新认知的信息，提升新认知的可信度，借以彻底取代旧认知，从而获致心理平衡。通俗的说，就是人在压力或其他因素影响下，往往会用主动调适，抛弃以往的认知，以减轻不舒适感。我们不应该简单的嘲笑那些陷入传销的受害者，他们被洗脑并不是所谓的傻。（本文转自防骗大数据：FPData）

如果这种调适过程被人设计，就有可能成为一个洗脑的过程。而人一旦进入这个过程，就有可能意识不到被人在洗脑。19世纪英国作家科尔顿说，“有些骗局布设得如此巧妙，只有傻子才不受骗上当。”

那么，我们来看一下传销组织的布局：一般一个被洗脑的受骗者，大体要经过这样几步：

第一步，熟人邀约。

邀约的理由通常是招工、考察项目甚至游玩等等。因为通常是熟人，所以这时候受害者一般是没有防备的。

第二步，游玩放松。

一般被邀约到目的地后，先是所谓的参观游玩，以降低受害者的警惕性。通常受害者这个时候开始有怀疑，但只是轻微的。

第三步，亲情围攻。

一般受害者会到邀约者住地，会有已经参加传销的人来表示关心，各种示好，让你感觉氛围十分温馨。到住地是最重要的一关，这个时候是受害者怀疑最深的时候，而且经验告诉我们很多受害者一开始就怀疑是传销。所以亲情的打动并不是要努力证明不是传销，只是要降低受害者的抵触。

第四步，观念灌输。

在警惕性几乎丧失后，以各种方式向受害者灌输信息，有上课形式的，也有谈心形式的，信息的核心是受害者正在接触一个十分难得的成功机会。针对受害者的心态开展的灌输，是一种非常厉害的设计，例如即便受害者提出传销的质疑时，布局者都有从容应对的话术。这个时候受害者的压力已经不仅仅是是否相信，他的不舒适已经转化为对亲情的尊重与否了。

第五步，成功见证。

在受害者犹豫的时候，会有安排好的成功见证人来展现成功的证据，例如已经挣到一些钱，例如同样十分抵触的人转变等等。这个时候受害者已经处于犹豫和无助的阶段了，见证人扮演了最后推手的作用。因为犹豫的含义其实就是动摇，需要有人推动了。

第六步，交款上套。

受害者坚定的一刹那传销者就会让你想眷法交款，会采取各种黄鼠狼给鸡拜年的招数帮人去取钱，筹钱。这是一个关键的套，因为有了这一步，接下来的行为就是你内在的动机在发挥作用了。也就是说，受害者会从此开始了转为加害者的过程了。

从这些步骤中，我们可以看出，一旦落入传销的群体，你没有一个强大的心理定力的话，很难抵挡得了这些套路。尽管我们现在可以理性的分析，但是并不代表每一个可以理性分析的人就不会被洗脑。

因为，人性中会有着费斯汀格教授所讲的那种心理不舒适时的自然调适。从目前的情况看，陷入传销的多是弱势群体，如未毕业的大学生、复转军人、农民以及农民工等。这些人有共同的弱点是收入低，社会经验少，对社会不公的愤懑情绪较大，都迫切需要向上发展的通道和机会。传销组织会利用他们对转变现状的憧憬，用所谓的成功实施诱惑，而一旦被传销组织洗脑，这些弱点都有可能会转化为类似宗教式的偏执。

我们在这里可以看一个费斯汀格经手的案例，更有助于对传销洗脑现象的理解。

1950年代，费斯汀格偶然读到一篇报道，说的是芝加哥的一位名叫玛丁的家庭主妇，她是一个叫“追求者”的地方教派的组织人，她向她的信众们宣称，在1955年12月25日，一场洪水将会摧毁世界，而外星人会驾着飞碟来解救他们，把他们带到安全的地方。费斯汀格和他的学生来到这个地区，潜伏在这些信徒中观察他们的行为。

据费斯汀格记录，“追求者”们为世界末日做好了一切准备，辞去了工作、变卖了家产，甚至把裤子上的铜拉链都剪掉了，以免妨碍飞碟的电子通讯。结果，当那一天到来时，世界并没有毁灭。

按理说，这些受骗的人应该清醒了，但是，完全出乎一般心理推断的预料，这些坚定不移、付出了重大代价的信徒不但没有改变他们的信念，反而变得更加坚定和虔诚，他们相信，世界没有按原计划毁灭，是因为他们迎接死亡的虔诚态度感动了上帝。“追求者”们甚至完全改变了他们以前一贯低调、不愿与外人来往的作风，变得更热衷于宣扬他们的教派信仰，加倍努力向他人证明自己的正确。

费斯汀格认为，要使人们接受一个虚假的预言，有几个条件：

首先，预言要符合人们原来的信念；

其次，需要接受预言者卷入预言的相关活动(个人卷入的程度越高，为这项活动牺牲得越多，就越相信预言的真实性)；

第三，要维持信仰，还必须有社会的支持，或团体内部成员的相互支持，以相互强化无法证实的信念。

可以看到，这个现象与我们所见到的传销组织以及其他类金融的欺诈活动所表现出来的情况非常类似。现在传销活动和一些类金融的欺诈活动已经表现出这种邪教的特点，如善心汇的组织者张天明被公安机关抓获，仍有大量善心汇参与者为其鸣不平，依然坚信他们通过善心汇能够既行善又发财。

从费斯汀格的理论和传销受害者的被洗脑步骤中，我们可以看到，信息的作用是非常重要的。现在很多传销组织者并不采取限制人身自由的方式，而是如上所述采取亲情的方式来围猎，这不能不说是传销者的高明，而我们也要反思传销者为什么会有这种自信。针对他们的招数采取有针对性的改善，才可以尽量防范传销活动的多发。从政府的层面讲至少有以下几个方面需要改善。

第一，完善法律法规。

这不仅仅指的是有关打击传销的法规。其实现在很多所谓的传销活动和销一点关系没有，以传销来规制在人们的认知上就容易产生模糊认识，也给传销组织编造谎言提供了想象空间。当前的传销活动是典型的欺诈，应该特别加强这个方面的法律法规的制定和完善。（本文转自防骗大数据：FPData）

另外，很多所谓的传销活动如各种币的传销，以及商业机会的传销，已经是类证券性质的活动，也不是什么销售，这方面的法律法规也需要眷完善。目前有一种倾向值得注意，那就是一和互联网结合，就被认为不易判断，监管起来束手束脚，也给传销组织发展提供了空间。

其实，互联网只是工具，很多传销活动的规则简单到无以复加的程度，以现有法律法规应该不难判断。只有眷完善相关的法律法规，才能给老百姓确立判断社会现象的标尺，才能在根本上防止消费者轻易被洗脑。

第二，完善探头功能。

有些传销组织存在一段时间没有人去制止和打击，这本身也是受害者被洗脑的一个外部促进因素。有的时候我们看到的传销组织信息几乎是不需要专业人员判断就可以看出欺诈性，但是就是这样的组织长期没有被制止，最终导致其发展越来越大。

以致会出现费斯汀格所说的“追求者”现象。现在很多民间组织每天都可以有大量的信息，政府部门也会得到大量举报，但是缺少主动出击的综合信息处理和执行部门。

所以我认为，现在最需要的是要完善政府监管的探头功能，对类金融的欺诈活动，绝不能姑息养奸，任凭其做大。例如，应该确定政府的第一责任部门，建立与民间组织的固定信息交流和政府间信息处理机制，并授权其对这类活动进行查处。

第三，完善信息沟通。

人们难免不会有这样的疑问，我们已经进入真正的信息社会，信息传递如此发达，为什么还会有人那么容易就被洗脑，难道他们找不到准确的信息吗？其实，恰恰是因为信息化高度发达，反而可能强化信息不对称的情况。

特别是这几年自媒体发展迅速，现实中使人们获得信息的渠道多了，可碎片化也使人们反而更少去关注系统化的信息，而更多受即时看到的碎片化信息的影响。而政府在利用信息沟通方面还显得比较滞后。除了利用传统媒体和网站之外，很少主动向民众推送。

例如，微信是目前最普遍使用的信息渠道，也是最方便的渠道，政府完全可以和腾讯公司进行合作，主动推送防范类金融活动的权威信息。在政府的网站上，回答公众的提问也尽量明确，不要打官腔。在传销组织的话语体系中，对打官腔的利用是非常具有杀伤力的。

第四，完善社区治理。

传销组织活动越来越隐秘在社区里，混同于一般的租户开展活动。现在开展的无传销社区取得了成绩，但是不能把社区治理简单的变为这种任务化的治理。监管部门可以和民政部门合作，推进社区的民主管理和志愿者组织的发展，使社区居民之间关系更加透明，管理更加经常，改变一些社区存在的老死不相往来的情况，让居民对社区的事务和安全更加关心，就可以把以租捉式从事传销的组织发现与萌芽，制止于萌芽，减少其他人上当受骗的机会。

总之，现在很多传销活动已经不是纯粹地下的活动，他们依靠一套设计精巧的洗脑流程来发展，也利用了目前监管的不足和社会信息沟通的不足。要打击这类的传销活动，仅仅依靠运动式的方法不能奏效，必须根据传销组织洗脑的特点施策。